北美大陆也曾是这种状况。

与这样一种重大变化相适应，如何看待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如何协调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应对国际法进入本国法域的问题，并对复杂多样的国际法渊源或形态实现系统整合，就成为我们在法律体系构建中不能不思考和回答的问题。随后于1998年3月开始履职的九届全国人大的常委会专门成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小组，重点研究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第一，我国法律体系是如何构成的，其包括的范围和法律部门如何划分。

比较法学者的研究表明：英国的法律技术热衷于精细而现实地探究生活问题，并倾向于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系统或抽象地思考它们。三是不行使国家权力、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也即各种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中国是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法制建设和法律体系构建中的国家主义色彩的反思和校正，我们有丰富的理论和现实资源。中国立法当局主要是从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的角度进行法律分类，具体采取的则是具有抉择性或决疑意义的划分法律部门的做法，将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之下或以宪法为基础的七个法律部门。因此，即使认为在中国的立法理论和立法实践中存在不限于国家范围对待法律的可能，迄今为止在法律体系构建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也还是与其他法治发达国家不同的鲜明的国家主义特色。

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并不否定或排除司法在法律体系构建中的重要角色担当和应有的作用。犹如一币之两面，法律的稳定也就注定了它存在时滞的缺陷——法律从制定颁布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落后于不断变化的时代。经验使特权者认识到，不如唤起平民，使他们进入贵族城邦，与贵族一同分享城邦的法律、制度与爵位。

不过，主人长期认为他们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可改变的。更为不解的是，许多地方动辄给法院下达非审判任务，将这一工具用于非法律工作。所以，《法官法》只对小法官有用，对大法官、对"带长"法官就不管用。古人认为，在面对国家利益时，可以放弃所有的法权、正义和道德。

这个理论的功能不在于强调不同文化间的文化壁垒。从此以后，法律为各阶级所公认，平民与贵族出现在同一个法庭上，行同样的手续，按同样的法律进行审判。

改革开放以来，原先的敌对阶级的区分不再有意义，但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分野仍然不可逾越。[24] 这类工作无所不包。法律本身要求不矛盾性，要求内部有解决位阶的制度，我国的法律相互矛盾得不到纠正的比比皆是：现代法律要求侵害性法律不得溯及既往，我国最早的单行刑法——惩治反革命条例就是一个彻底溯及既往的法律，1979刑法规定从旧兼从轻原则，可是不久，人大常委会自己就制定了溯及既往的刑事特别法。只要我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实现人的自由的手段，依据人的自由来想象与发展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就会与法律的现代性相一致，因为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正是自由。

但同时，也增加了国家对外部的猜忌与焦虑情绪，这一外部世界的"进攻"态势使政治家产生一种压迫感，这反而会强化国人与西方之间的对立情绪，加大法律现代化的难度。[14] ［法］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es）：《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就其制度层面来说，就是以理性和个体自由为目标建构起来的一系列制度，主要是民主的政治制度、自由的经济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形式化的官僚管理系统等等。我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原来我国的法律虽然不多，却是高度统一的，那时统一的根基是中央的高度集权。

目前，我们法律中的不平等与歧视现象起码有：户籍、地方、血型、年龄、身高、性别、所有制、阶级、信仰、政治等等不一而足。[15]参阅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这只要看看我们的宪法就可以了，只要看一看民法至今无法制定就清楚了。远的不说，只说1949年以来的情况。

如果说在立法领域法律的不统一还不够严重的话，那么，它的后果通过执法与司法得以放大。凡犯下这样罪的人就是在不敬，他的财产充公给刻瑞斯神庙用，而任何人皆可对他格杀勿论。在反右中司法独立已经牢不可破地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制度。[5]［美］克利弗德·纪尔兹《地方知识——诠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麦田出版，2002年版，第249页。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从来没有（合法）进入"法律规范"体系——被法院适用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例。在现代性运动中，中国处于被迫依照西方的价值进行改造的被动地位，而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人在中国确实行为不端：老师老是打学生甚至抢学生。

[13] 5、社会至上与保障权利的对抗 个人权利的尊重是现代法的精神之所在。2005年12月15日凌晨，14岁的女中学生何源与其他两位同学同坐一辆三轮去上学。

民国时代，现代市民社会开始养成，但是只是一个开端而已。[21] 虽然"顶格"仍然在"法定刑"内，但是其实改变了整个"罪刑相当"的刑罚体系，变成了统一从重量刑，结果是破坏了整部刑法。

葛洪义教授将它归纳为八点：公开性、自治性、普遍性、层次性或称道德性、确定性、可诉性、合理性、权威性。但是，在我国，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是不可动摇的政治信条。

这一等级制度的核心——农民与居民两分的权利分配制度——还没有看到改变的希望。从法律上讲，小岗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是公民争取财产权的斗争：维护公民对土地使用权的行使方式——由大家在一起使用土地到家庭使用土地，仅此而已。以自己的陈腐观念来指责人类最为一般的规范（财产权规范），真是愚蠢而蛮横至极。[22]参阅［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0页以下。

因此，现代法就有一些基本的特征。" [22]这一目的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对权力目的的约束。

[24]政治权威与司法独立不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法官奖惩制度上，中国的法官可以由政治权威免职，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这才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同时又有社会主义。

在吃食堂的时代，邻居可以"合法"地拿走你家赖以生存的口粮。在不同的人的集团之间，法律无能为力。

在1979年以前，我国没有民刑等基本的法律。"这导致了对法律公正性、权威性的严重伤害，对当事人也构成精神上的再一次伤害：他死去的亲人是贱民或者说，区域文化是在特定的地域出现的复合文化。[34]我们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

换言之，区域法治文化是具有区域特色的，在该区域具体环境之中由当地社会群体所创造的法治文化。现代的社会中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了，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

第六，现实证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法治的统一性，都不可能消灭法治文化的区域特质。三、区域法治文化的运行机理 对区域法治文化的运行机理，我们将其分为三个层面来讨论，这三个层面是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的。

法治文化应当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和体现在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和根本性的社会关系上。【注释】 [1]新闻及学术论文里讨论的外嫁女权益纠纷中的外嫁女，专指与村外人结婚，户籍仍留在本村的妇女.按照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3条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